---把握汉传佛教过去、现在、未来的精神脉络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

 

尊敬的切里主教

尊敬的国王学院院长普罗克托教授

尊敬的汉弗莱女爵教授

何玺阳博士

剑桥大学各学院的教授

朋友们，来宾们:

    首先，我想感谢邀请我前来讲演的东道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感谢切里主教和汉弗莱教授的欢迎和热情洋溢的介绍。非常高兴能够和诸位在举世闻名的国王学院礼拜堂就汉传佛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交流、讨论。

大家知道，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在漫长时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原有的文化实现了高度融合，形成了深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不但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而且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因此被许多人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由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同、路径各异、地区不一，特别是由于中国各民族原有文化丰富多样，使得与中国各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形成的中国佛教也形态各异，具体说来有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傣族等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我们这里讨论的汉传佛教指的就是汉化的佛教。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通过翻译经典、讲习经义、编撰佛典、判教立宗等途径，实现了与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高度融合，形成了汉传佛教。它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民族文化高度融合的文明结晶，是不同文明融合创新的完美典范，也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

    如何把握汉传佛教的精神脉络，才不至于在卷帙浩繁的汉传佛教经典中迷失方向：或因偏于一隅而产生一孔之见；或因宗派之见而党同伐异；或以文献实证和历史考据方法作为工具质疑汉传佛教的正当性；或将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性理念作为衡量佛学的尺度，否定汉传佛教的“合法性 ”。

    这些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汉传佛教如何承继过去、立足现在、走向未来。我在这里不能提供答案，只能提供一种思考。我认为汉传佛教的精神脉络是：

    一、深契佛陀慈悲本怀，弘扬佛教本质精神

    慈悲是佛教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佛教本质的精神。它建立在缘起、无我的佛教世界观上，既是佛陀创立佛教的动因，也是佛教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慈是给予众生快乐；悲是拔除众生痛苦。《长阿含经·大本经》曰：“以慈悲心故，为说四真谛。”大乘佛教继承并深化了这种慈悲的理念、思想和精神。《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卷四十曰：“慈悲心有三种：众生缘、法缘、无缘。”

    中国佛教继承印度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并不断推进、推崇、弘扬和不余遗力地践行。隋代中国佛教义学高僧慧远在他所著的《大乘义章》中将“三缘慈悲”分解为三种悲和三种慈，即众生缘悲、法缘悲、无缘悲和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详细阐明其意义，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学者对佛教慈悲理念的继承与重视。唐代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慈悲构成中国汉传佛教深契佛陀本怀的根本精神。“慈悲济世、救度众生”“度尽众生、方证菩提”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大悲愿，构成中国汉传佛教的主导思想之一。由佛陀的慈悲精神必然开出“如来藏”“本觉”思想智慧。不忍舍弃任何一众生，即便是一阐提。

    把握这一精神脉络对我们理解汉传佛教的许多思想将会大有裨益。譬如印度佛教原有的“本觉”“如来藏”思想（在弥勒的《庄严论》、《辩中边论》以及坚慧的《宝性论》、《法界无差别论》等已有所阐发）在中国汉传佛教中的发扬光大；譬如《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理论建构，融“缘起性空”于真常心；还譬如如来藏学传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并贯穿了中国佛教的心性论。从六朝的佛性诸说、隋慧远的“理心佛性说”到唐代窥基大师的“理佛性说”、唐代法宝的“一乘佛性究竟论”，一直到天台的“性具”与华严“性起”说、中国禅宗的“即心即佛”“无情有性”说等等，所有这些虽是汉传佛教所创，但可以说无一不深契佛陀慈悲本怀，弘扬“度尽众生、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乘菩萨道精神的修行实践和理论演绎的智慧结晶，无一不是对印度佛教创造性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不断有人主张“如来藏、本觉非佛说” “大乘佛教非佛说”，从而质疑中国汉传佛教正当性、合法性。这不但罔顾“如来藏”的法义源自印度佛教，并非中国所固有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无视慈悲这一佛教的精神脉络对佛教传承发展的重大意义。更何况“如来藏”（真如）并非有些人所指的“实体”“基体”，而是具有超越“空”与“不空”的中道含义。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言：“此真如者，依言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二者、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由对佛陀慈悲本怀的深度契入，中国汉传佛教发展出了圆融智慧。

    二、圆融世智、出世智，汇通佛法、世间法

    “圆融”一词是中国汉传佛教理论家所独创；而圆融智慧也是中国汉传佛教理论家所开创，是中国汉传佛教的重要特征之一。

    首先，汉传佛教圆融中国儒释道文化，实现“佛教中国化”，凸显佛教平和、融通的宗教性格，但绝不是调和一切、只求内证、混淆体用、以体摄用。

    佛教产生之初对婆罗门教的吸收，大小乘的分殊，中观、唯识各自的三时判教等等，都可以看作佛教圆融智慧的源头。而同时中国原有传统文化对待不同文化也有一种融通和谐的精神。《礼记·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所谓“和而不同”，《易传》所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庄子》所谓的“道通为一”，两相激荡，终于汇成了汉传佛教圆融智慧的洪流，润泽天下众生。

    佛教初传，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看懂佛典、理解其中的义理，当时的译经者大胆采取中国原有的文化资源，尤其是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的观念、词汇、概念、术语，去比附、解释和融通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名词及其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格义佛教。譬如将佛教的“性空”“真如”解释为道家的“无”“道”；把“五戒”比附为儒家的“五常”等。格义佛教尽管会造成对佛教名相、义理的误读、曲解，却是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对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普及乃至深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可以看作汉传佛教圆融儒释道智慧的滥觞。

    与拘泥于中印哲学概念之间的对应、比附、互解的“格义”不同，两晋时一些僧人受玄学学派启发，力求融会贯通阐释佛学义理，他们只求意达而不拘泥于文字，于是佛教般若学依附玄学而得以兴盛，般若性空之学随《老子》《庄子》之说而风行，遂形成“六家七宗”，玄佛融合蔚为思潮。他们既是中国汉传佛教独立理解佛法、建构自己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也是汉传佛教圆融儒释道智慧的深入发展。慧远、僧肇更是力倡佛道儒三教融合。此后汉传佛教的各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一直将中国儒家道家的心性论、伦理观等融摄到佛法中，有力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华严宗宗密进而致力于“五戒”与“五常”的融合、“乾四德”和“佛四德”的融合、佛道和孝道的融合等，将汉传佛教圆融儒释道的智慧推进到一个高峰，“明末四大家”（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继续力倡三教融合。充分中国化的汉传佛教融合儒道思想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民间信仰、民风民俗中，构成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其次，汉传佛教圆融佛教学派，为汉传佛教的宗派建立奠立基础。

    南北朝时期，以论典（经或论）为研究中心的佛教学派相继诞生，一时毗昙师、涅槃师、成实师、俱舍师、三论师、地论师、摄论师等春兰秋菊，各擅其芳。其中许多僧人开始了判教的理论创造，产生了天台宗智顗在《法华玄义》中所概括和阐释的“南三北七”十种教相判释分类体系。涅槃师慧观约说法的方式将佛经分为顿、渐两教——以《华严经》为顿教，而将其他经典归为渐教，又依经典出现的时间先后，将渐教分判为三乘别教等五种教。成实师在慧观判教思想的基础上，又另立了“偏方不定教”。地论师慧光立渐、顿、圆三教和因缘宗等四宗，此后其弟子自轨立五宗，安廪立六宗。地论师的判教思想影响深远，此后中国汉传佛教诸宗莫不以圆宗、圆教自居，更对以中印佛教的全体为判教对象的华严宗的创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意义。

再次，汉传佛教圆融佛教宗派，将佛法圆融智慧发展到极致。

    隋唐时期，华严、天台、禅宗、唯识、三论、律宗、净土、密宗等八宗并弘，一时百花齐放、竞放异彩。

    在继承南北朝时期学派判教理论的基础上，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判教理论进一步发展，圆融思想日臻完善。三论宗提出“二藏三法轮”；天台宗依据《法华经》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思想，提出了自己“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华严宗以中印佛教的全体为判教对象，综合之前中国汉传佛教学派佛教及宗派佛教的判教思想，提出了自己“五教十宗”的判教思想，可谓综罗百代、气象万千，将圆融思想推进到中国汉传佛教的最高峰。

    汉传佛教判教是中国佛教思想家依据自己独立见解和创造性思维，将全体佛教的经典和流派作高低先后、次第分明的系统安排。每一学派、宗派的判教都是圆融佛教众多经典和流派，圆融其他佛教学派、宗派乃至圆融别的宗教学说的思想结晶。譬如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经，融摄了《密严经》《楞伽经》《般若心经》《大乘起信论》《法界无差别论》《十二门论》等经论，地论派、摄论派等学派，唯识宗、天台宗等宗派，以及儒家、道家等教外思想，将它们爬罗剔抉、组织融通，构筑了一个时空清晰、深浅有序、内容完备的佛学体系。

    所有的判教都是为了不同根机的众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经典、修行法门、修行次第。为此中国汉传佛教的伟大思想家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构筑了一个又一个佛教学派及佛教宗派体系，为众生脱离苦海、觉悟成佛开辟了种种顿渐不同的路径。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融合其他佛教学派、宗派甚至不同宗教，而不是排斥、拒绝它们，更不会心存征服之念。只要有利于众生脱离苦海、获得安乐的任何观念、思想、宗教，他们都愿意以无比宽广的胸襟拥抱它们、吸纳它们、欣赏它们、学习它们！中国汉传佛教思想家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思想探索，修行践履和大慈大悲的伟大愿力，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和景仰。

   三、慈悲圆融铸就宏博的人间佛教

   现在，我愿就汉传佛教的现在与未来简单谈谈自己的见解。

    宏博的“人间佛教”既是中华民族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境遇下中国汉传佛教因应时代挑战的智慧结晶，更是汉传佛教自身慈悲圆融宗教品格的逻辑必然。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太虚大师首倡“人间佛教”以来，受到越来越多汉传佛教四众弟子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认同和支持，已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共识和践行目标。“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中国佛教协会1983年12月发布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明确将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作为“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并将“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写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在“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区汉传佛教的人间佛教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在佛教教育、文化传承、慈善事业等方面发挥着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作用，在社会心理、伦理等诸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想，汉传佛教的未来应该是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中将人间佛教不断发展、完善。修行上不离四谛、三学、三法印的根本标准；行愿上秉承慈悲圆融的宗教品格；在思想上具足全球眼光、法界视域和超越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尝试汉传佛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文明的对话、汇通、转化乃至圆融，对人类的福祉将是莫大的功德。

    当然，中国汉传佛教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不是它本身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汉传佛教发展中必须予以关注和解决。譬如，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弘传上拘于寺庙一隅，广大农村地区对汉传佛教缺乏正确的认知，以致于有的人为邪教所蒙蔽；譬如，思想见地上无尽圆融的抉择标准与提升努力问题；譬如，修行路径上有的人忽略因位上福慧双修，只求依仗菩萨和自身愿力往生净土问题；还譬如，修行智证上有的人忽略渐修、渐悟、经教，急求自证、顿悟的倾向。汉传佛教必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得以完善自身、奉献人类。

    谢谢大家！